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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
原作者:一时还没决定什么派 添加时间:2008-02-20 原文发表:2008-02-20 人气:22 来源：人民网
纪念邓小平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改革，就不能不纪念邓小平。很长时间，我一直想写写邓小平，动手敲键盘的时候，却发现邓小平很难写。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大致地说，邓小平一生好象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自己对他女儿做了总结，那就是三个字：“跟到走”。也是，从红军长征到新中国成立，除了这三个字，还有什么能更准确地概括他的前半生呢？第二件事呢？就是启动了改革开放。
第一件事难写吗？不难， 只是“跟到走”的人里面优秀者太多了，而且，不管怎么优秀，只要写他们，就不能避开毛泽东，因此，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毛泽东的第一件事。另外，作为后来人，我们有多少有关邓小平的第一手资料呢？他女儿的书一出，别人就更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所以，这件事不写也罢。难就难在第二件事上。按理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天天都在改革的年代，一个改革开放的启动者怎么能不好写呢？我之所以觉得不好写，是因为我拿不准一件事，那就是：此改革是不是彼改革。
谈起改革的今天，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感受是：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或者已经将中国的社会撕裂。在经济上，这种撕裂表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在政治上，这种撕裂表现在越来越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果有人说，改革在今天还和八十年代初一样在中国社会有广泛的共识，那他不是在有意歪曲事实，就是过于天真了，只是这种天真很不可爱。我理解，今天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修补这个巨大的裂痕，使改革能在最广大的人群中达到共识。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改革是邓小平当年设想的改革吗？
第一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改革正是当年他设计的结果。
改革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想，这个定义的根据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这个“特色”，十七大政治报告作了官方的定义，但根据个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观察，我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象就是一个以私有制为主体、以股份制为特征的“公有制”为辅助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这样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不可能太长的过渡阶段，如果我们由着它按其惯性发展，它的合乎逻辑的归宿将是资本主义。
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可以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过，就不能肯定资本主义在中国行得通还是行不通。按照这个逻辑，旨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改革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邓小平有没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想法，我不能确定，但我推测他可能有。比如，他就主张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不争论”。不争论，就是允许试吗。还有，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他就说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而且，“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为什么没有必要了呢？是因为五十年后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吗？没人相信邓小平对共产主义有如此高的乐观程度。对他这句话的合乎逻辑的引伸，应该是五十年后整个中国都将是资本主义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只“好猫”吗？资本主义会带来中华民族的崛起还是衰落？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是一样的：没有过，就不知道结果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千秋功罪和改革的千秋功罪是连在一起的，它只能由历史回答。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写邓小平很难。
第二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并不是当年他设想的样子。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有过许多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被反复强调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不久前，又有人从邓小平历年的讲话和文章中摘录出了“十个如果”。如果我们认真地用“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个如果”来衡量一下今天的改革，就不难发现：改革早就走到他说的“邪路”上去了。如此说来，此改革可能并非是彼改革，邓小平也不是今天的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当年的改革的启动者。
尽管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有过许多论述，不知为什么，他本人从来没有将他的想法上升为“邓小平理论”。有意思的是，“邓小平理论”问世不到五年就被“创新”了。我在一个贴子里说过这样一段话，“邓先生逝世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中共历史上前七十年的几倍。这些日新月异的突破和创新，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千古绝句一下子变得那么可笑和乏味”。我有一种感觉（很有可能是错觉），那就是：“邓小平理论”被总结出来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将其束之高阁。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它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被突破和创新呢？因为它不成熟、缺乏前瞻性？
如果第二种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么，邓小平就不应该为后来改革出现的问题负主要的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今后改革的发展而“名垂青史”，而我们写他也相对容易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为了民族的强盛，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但是，他这件事做得多少有些缺乏深思熟虑，他的思路还比较粗糙。尽管他为改革限定了某些界线，但却没有明确说明“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什么样的石头不能踩。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越界”是很难控制的，而某些说法又给另有想法的人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的天地。另外，邓小平在改革的启动过程中也有失误，那就是：他没能始终坚持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改革依靠的不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群众，而是少数脱离实际和不负责任的“精英”；整个改革的过程坚持的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民主作风，而是“不争论”的家长式作风。这样一来，一场本来可以振兴民族的伟大的改革事业，一开始就带上了不确定的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二件事”上的令人遗憾的缺陷。
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有人在刻意淡化毛泽东。说“主流”媒体在淡化毛泽东，我是相信的，可要说普通百姓也将他淡忘了，我觉得不太符合事实。但是，除了在“特色”理论的第一句中还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邓小平理论”，无论是在媒体中，还是在普通老百姓心中，邓小平倒是真好象在很快地淡出。历史通常是严肃的，但有时也会显露出它的诙谐之处：比毛泽东整整晚二十年走进历史的邓小平，却比毛泽东早得多地成了“历史人物”。我希望，在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我们能想起这位老人，谈谈有关他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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