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庄主按：最近关于“南街村神话终结”的事儿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兄弟也不知是真耶假耶。毕竟，《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都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大报，在媒体圈儿内也算是名震一方，而南街村这种似乎很过时很老套且红得耀眼的操作模式兄弟也一直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在几乎是一边倒的“私有化”大潮中，这么着能生存能发展么？
然而，作为新闻同行，兄弟觉得南方报业这回玩儿的活儿可是有点不太地道。且不说有“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的“摸论”奠底，南街村人至少不用冒当年小岗村人那样的“杀头”危险就可以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权——这终不终结啥的，横不能由一个自称有着“客观中立”立场的媒体来宣判吧？就说按新闻报道的五W原则，你起码也应该深入现场，多整点第一手的象样东东出来吧？象南街村人过年发年货这样的事情，竟然也能被你们拿来引伸出“有权选择烹饪方式却无权选择猪肉重量”这样一番愤愤不平的感慨来，不知道这又是哪家的逻辑哪家的道理？莫非你们南方报业集团年终发年货时每个员工都有权为自己选择年货重量？或发奖金时有权选择奖金金额？吹毛求疵到了这般偏执程度，说你们对人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份吧？……
兄弟不是“南粉”，对南街村今后究竟是蓬勃还是衰落也没法预测。兄弟只是认为，如果南街村现在就被这类媒体的狂轰滥炸给整垮了，那也只能说明他们的生存能力太差——这还没怎么着哩，就被人一唱就衰，哪里还配有举着红旗在市场经济中冲浪的本事哟！当然，也就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了！
可既便南街村真被他们唱衰了，也无法证明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生存发展模式就是“神话终结”呀？否则我们很容易地就能顺理成章由此及彼地完成这样一个逻辑推理：先不说小岗村这样的“改革旗帜”，就说自“改革开改”以降，市场上有多少个曾经盛极喧嚣一时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这公司那集团？这些远不止一个的案例，是不是至少能够一百次以上的证明“改革开改”或“私有化”的“神话终结”？
最后奉劝一下《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这类媒体，“民主自由”这面旗帜可不是那么好举的也不是那么好玩儿的，那还得心平气和一点，还得拿出点“最大限度地宽容不规范”那样的气度来——哪怕是做做样子，甭那么猴急着就操起“口诛笔伐”这类的“大批判”武器来比划。要得公道还得打个颠倒，是不是还得一视同仁，多拿点制造了“黑砖窑”、“包身工”的黑心老板来跟人家等量齐观地比一比？甭TMD腰里趁了几个大老板们赏的广告钱儿，就呲着牙跟那些不进你们圈子不上你们路子的人吹毛！
这“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体制共同发展”的方针，至少是现在，还没从宪法里拿掉从“红头”里抹掉吧？
南街人的真挚和《南方都市》的偏执
作者：丑牛
元宵过后，南街村原负责广播电视宣传的张玲同志来武汉，推销武汉人喜欢吃的“热干面”。前不久，我读了《南方都市报》上关于“南街神话破灭”的报道，心里正有些纳闷。她刚一坐定，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她：“南街的年过得热闹吧？”一提到“过年”，她似乎仍然沉浸在南街节日的欢乐里，兴高彩热地讲南街人今年过年的红火。她特别描述了“东方红广场”。从年三十到元宵，灯火辉煌、张灯结彩。“班长”（党委书记王宏斌）还去燃放爆竹焰火，像个顽皮的孩童。老人们说：“斌儿该高兴了，这两年来他很少这样开怀大笑了，困难没把他压倒”。有的人还给班长开玩笑：“班长，南街人的荷包又鼓起来了？”……。从她的脸上，我察觉不出一点点“南街破产”的忧和虑。
我给她一叠《南方都市报》上关于“南街秘闻”材料。她读着读着，刚才的喜劲一下子全消失了，由满脸阴沉而转为愤怒。
“资金链断裂，哪个企业没经历过？美国的的次贷危机还在祸害全球，南街人靠自己的力量挺过来了，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他们拣起前几年的陈芝麻、烂谷子、连同污泥浊水往南街人身上泼，讽刺挖苦、造谣中伤，这算什么人？这算党报！？南街怎么了？碍他们啥事呢？……”。
她越说越激动，掏出了手机，要和南街党委通话。我说，不必了，网上已经很热闹了，对《南方都市报》是一片指责之声。她仍然气愤难平，不住地喃喃自语：“南街人得罪谁了？他们为什么这般刻毒？……。”
其实，《南方都市报》（还有它的姊妹报——《南方周末》）攻讦南街村的言论，从南街村成为红色亿元村开始，就没有间断过。什么“改革的怪胎”啊，“还在吃大锅饭”啊，“天天唱东方红”啊，“还在学老三篇”啊，“靠剥削外来工”啊，……等等。不过，这一次说得特玄乎：已经“化公为私”了，“破产了”，“南街神话揭穿了”，“南街模式终结了”。
正当《南方都市报》陶醉在自我欺骗的得意中时，二月十九日的《参考消息》登了一则法新社记者的报道，题目是：《南街村每天都是“红色”的》。电头是：“法新社中国南街村2月18日电”。时间恰好在《南方都市报》报道“南街神话的终结”后不久，法新社记者是从南街现场报道的：
“长期担任南街村党委书记的王宏斌一直坚守着共产主义集体经济理念。”
“当13亿中国人忙于应付日益高涨的学费、医疗费和房价时，南街村的村民都可以无忧无虑，受到精心照顾”。
“王宏斌说：‘我们村没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走的是集体经济和共同致富道路’。”
面对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的客观、现场报道，对比《南方都市报》作为共产党报纸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诬蔑和攻讦，君何感！？知否！愧否！
南街人不仅从未伤害过“南方报人”，而且对他们的历次攻击，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
以下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去年六一儿童节，我去南街参观幼儿园，得知美国共产党员吴健斌在儿童节前夕向南街村幼儿园捐赠了二千美元。随即在《南街村报》上看到关于吴健斌访问南街的报道，很受感动，好像是一篇新的“白求恩故事”。我建议把这条消息发到互联网上，并写上了一条《按语》：
一个美国共产党员，来到南街村，为南街村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社区而感动，决心帮助南街村的建设事业。他并不是生意人，为在美国、拉丁美洲宣传南街人的崇高理想，学会做生意。让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吃到南街村的拉面和方便面。他还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南街人，当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义务宣传员。
对比我们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某些身居要职的中国共产党人。你们是怎样对待南街村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探索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之路的先进典型的呢？甚至有些相当有影响党的刊物，也对南街模式进行非难和指责。号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共产党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是那样地热衷，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却又那样地冷漠，这岂非咄咄怪事！
说实在的，按语中所说的“相当有影响的党的刊物”主要指南方的某些报刊。《南街村报》的负责人不愿向网络发出这样的按语。他说：班长说过，我们不要同反南街的人进行公开争论，这没意思。他们反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在一片骂声中成长起来的么！如果有人把我们骂倒了，那算我们没啥生命力，我们不是也在骂声中成长起来了么！班长正准备参加十七大，他说，我们南街人的姿态应该站得高一些。
另一件事是《南街村报》上登的“小岗村人三访南街”的报道。这篇报道是由南街档案馆副馆长张天顺同志写的。我对他说，这篇报道写得太简单了。小岗村派出大的代表团几度访问南街村这应是世纪性的大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集体经济的兴起，九十年代推行的“大包干”，南街可说是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典型；小岗村可说是“大包干”的典型。一个是让世界注目，一个是困难重重。应该把两者从发展道路上进行比较，写得更详细一些，具体一些。张天顺同志说：小岗村派代表团到南街来访问，班长交待过：要热情接待，坦诚谦虚。介绍我们发展的过程中间遇到的困难，所犯的错误也不用隐讳。天下农民是一家，齐心协力求发展。因此，访问的过程我们没有多作报道。
不久，新华社《每日电讯报》登了这条消息，用了通栏大标题：《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南方某些报人沉不住气了，发表了一些指责小岗村的言论，并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南街村。其中，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先生最出格，骂小岗村人访问南街村是犯了“迷糊”，他断定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式不久就会垮台，南街村这种体制是会饿死人的。党国英先生这一番胡言乱语一出，引起网上“下里巴人”们的一片哄笑。我寄语《南街村报》，把这些批判言论，摘编到《南街村报》上。得到的回应是：告诉我，能不能请党国英先生来南街做客。
《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同属《南方日报》集团的子报。《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报。从行政单位来比较，南街村连一个最小的行政单位也够不上，只是乡镇下边的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比一个省级单位要低得多，要不是它成为红色的“村庄”，恐怕处在中原腹地上的这个小村庄是没人注意的。惹得这些大报纸、大文人生气的，恐怕它不应该是“红色”的，而且红得耀眼，以致让世界瞩目。是南街村十多亿的产值碍眼了？是全村都住上96平米的免费住宅碍眼了？是南街幼儿园的一流设施，绽放的祖国花朵耀眼了？是十星级的供给制碍眼了？是东方红广场上的十米高的毛泽东汉白玉塑像碍眼了？……。我不知道他们痛恨的是什么？必欲从中华大地上抹去而后快。
从修养层面来说，省一级党报，拥有大作家（比如大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大记者，应该比村野草民更高尚一些，更文明一些，但为什么一边是坦荡的真挚，一边是偏执的狂躁呢？
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讽刺南街人“天天都学老三篇”，我想南街人的真挚坦荡是从老三篇那儿学来的，你们的偏执和狂噪呢？来自何方？连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也没学好啊！无论你们厌恶也好，鄙弃也好，我还是想写一句毛泽东语录相赠：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2008年3月4日于武汉东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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